My research journey to unlock the behavours of the past animals and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s

我了解过去的动物行为与其生活环境的研究之旅（一）

2014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德国柏林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哺乳动物分馆的动物骨骼收藏分部里，看着眼前整齐排列的，从亚欧大陆东端到西端自然分布的盘羊属（Ovis sp.)肱骨，它们包括了分布在中国青藏高原和新疆、中亚的盘羊（Ovis ammon)，分布在南亚次大陆北部和中亚局部的维氏盘羊（Ovis vignei）,分布在里海沿岸和西亚地区的东方盘羊（Ovis orientalis），以及被驯化后又被野化的摩弗伦羊（Ovis orientalis musimon），以及在德国的动物园里饲养的绵羊（Ovis musimon aries）内心的喜悦和萌动的好像窗外阳光下刚抽支的树芽，因为我感到我之前的观察和假设似乎再一次被证实了。

*Ovis* humerus specimens in MNB, Spring 2014 盘羊肱骨标本，2014年德国柏林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2011年秋季，我正式开始了在剑桥大学的博士研究课题。为了研究中国西部家养绵羊山羊的起源，我需要从青海、西藏等地距今10,000-3000年的古遗址中正确鉴定出确切的家养绵羊和山羊，而不与中国西部当地的形态近似羊，且分布区域重叠的动物混淆，因此我必须首先建立中国西部相关羊亚科和羚羊亚科动物骨骼形态的鉴定标准——在当时的学术界，还缺乏区分十几种中国西部羊亚科（Caprinae）和羚羊亚科动物（Antilopinae）的标准。因为最相关的标准只有欧美学者建立的关于山羊、绵羊和其他分布于西亚和欧洲等地的小型牛科动物的区分。因此，我开启了在欧洲和美国各大博物馆和标本库，对相关动物骨骼解剖形态的研究之旅。

最初在当时我的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欧美学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用了70多年时间，也只对山羊、绵羊两种羊亚科动物，以及分布于欧洲和近东的几个相关种属进行了研究。这是因为羊亚科动物骨骼形态在肉眼可见的尺度下极其近似，而且生活在不同地区和环境的群体中又有很多形态变异，因此，历来讨论它们的形态区别都是一个挑战，更不用说要在考古遗址中鉴定出来。所涉及的工作包括对大量现代标本的细致观察、测量，然后分析、总结后，才有可能准确把握住十几种羊亚科和羚羊亚科的关键形态特征和区分特征。但是，奈何中国西部的羊亚科和羚羊亚科动物偏偏这么多，从甘青地区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开始，从《山海经》故事里，就到处可见中国西部古人对羊类动物丰富的认知和崇拜。

《山海经.南山经》中的猼訑，它的样子像羊，有九条尾和四只耳朵，它的眼睛却长在背上。有人说取它的皮披在身上，就不知畏惧。从图片上羊角的特征来看，兼具中国西部分布的盘羊（*Ovis ammon*）和北山羊（*Capra ibex sibirica*）的特征。

中国西部分布的各种不同的羊亚科和羚羊亚科动物，它们分布区域重叠，骨骼形态极端近似。图左下角的肱骨分别为绵羊和岩羊的，你能分辨出它们的区别吗？😂

怀着巨大的恐惧和担忧，我依然摸索着寻找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最终，德国慕尼黑大学上古动物骨骼解剖收藏库的负责人回复了我在国际动物考古学者邮件群中的询问，告诉我他们那里藏有我寻找的岩羊、盘羊等动物的骨骼。就这样，从2013年初开始，在恐惧和压力的驱使下，我踏上了研究羊亚科和羚羊亚科动物比较骨骼形态学之旅。从最初的慕尼黑的国家标本收藏库开始，随着研究端倪的一个个展现，我的恐惧逐渐转变成了兴奋，我越来越觉察到了解决这些相近物种骨骼形态区分的系统性规律，得到了与我兴趣相投的慕尼黑大学研究所的主任和老师们的指点、支持，和鼓励。

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的研究思路逐渐打开、清晰，发现了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可能性。按照这个思路，我申请到了美国温那葛林基金会的田野考古工作奖学金。有了这笔钱，我随后一口气跑下了包括慕尼黑国家人类学和古动物解剖学收藏库(SAPM)、德国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BMN）、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德国哈雷-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朱利叶斯·库恩”动物学博物馆（MHJ）、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AMNH)；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USNM)、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CZ）、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MNH）等近10个欧美最重要的动物骨骼标本收藏馆，看遍了世界上所有找得到，有中国西部羊亚科和羚羊亚科动物骨骼的标本收藏，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更让我感到意外又兴奋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检视标本数量的扩展，我似乎发现了骨骼形态与动物所适应生态/地理环境的系统性关联。凭着直观的观察和测量数据的对比，我发现了从适应山地环境的动物，到适应开阔平原环境动物在肢骨形态和测量数据上的系统性变化曲线。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研究所老师的点拨下，我认识到这大概是动物的运动功能适应的变化导致的。同时，在不同种群的盘羊属（Ovis sp.)骨骼上，似乎存在着自东向西的线性变化规律，我于是假设这与它们在亚欧大陆上的地理位置分布有关。

我兴奋地认为，我找到了解决问题关键的钥匙。并且有了这样意外的科学发现，更让我信心满满。我认为，只要自己按照这个思路研究，一定可以用我这些新发现的骨骼形态与其适应的生态环境和地理分布的关联规律，解锁古代动物适应的生活环境（包括地貌类型），地理分布，进而能够追溯动物在驯化进程中受到的人类的管理压力，了解其驯化阶段，及不同地理和生态区直接交流迁徙的历史。于是，从2013年到2014年，我在德国、法国、美国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夜以继日地观察、测量，积累数据。同时，周游在欧美国家著名的各大城市和它们的博物馆里，旅途中的异域风情和让我兴奋而陶醉。2014年秋天，我结束了两年大多数时间都周游在外的田野工作。